我提倡的合作取向治疗，是从无数次“治疗”对话，以及多年来与案主、同事、同学，甚至是和我自己对“治疗”的交谈，亦即我们尝试对自己和他人的描述，解释自身的经验发展而来。这些成功和失败的治疗对话，影响了我目前的观念和工作。在反思他们的过程中，我不断回到治疗的核心部分：语言，对话和关系。我思索：成功和失败的治疗对话之间有何区别？与好友共进晚餐和与治疗陌生人的对话是否有所不同？在治疗室里发生的事，如何改变一个人在诊疗室外的生活？案主经常描述的自由或希望的感觉，那种“新意”来自何处？治疗师对此有什么贡献？治疗师拥有何种专业能力？最重要是，这些是我该问的问题吗？

       在思考我们的经验和这类问题时，我发现现代主义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有些事情说不通。我发现自己不是刻意而又时而意外地收到后现代哲学假定吸引，他们似乎温和我的经验并解放了我。从它最宽广的意义而言，后现代思想为我目前的工作提供了一个跳板，让我的理论在这个思想架构下得以开展，不过我知道其中有些部分超越了后现代的范畴。我的取向通称合作语言系统取向( collaborative language systems approach），在本书简称合作取向。这些名词与我对治疗的概念有关：人们所参与的语言系统和语言时间是存在于合作的关系和交谈中——共同努力朝可能性迈进。

       为了定位我的取向，有些思想家（范围涵盖理论，哲学，社会，女性主义心理学和家庭治疗临床理论）已经发展并采取某些途径批判以科学权威作为知识基础的思维，并提出替代的标准供心理学研究和立杰。我把这种具革命性，潜在爆发力和被边缘化的典范挑战成为后现代——这个理论拥抱当代社会建构论、诠释学和叙事理论。我在家庭治疗和心理学领域已亲睹并参与这项革命，尽管我的专业成长，认同，临床和学术贡献主要还是在家庭治疗运动的范畴。

       一般而言，我对心理治疗的分析、批评和另类观点根据且城西那在我身为“加维斯顿团体”一员的思想传承中（休斯顿加维斯顿中心），包括历史、背景与同事情谊。休斯敦加维斯顿中心是私人的临床实务、研究和教育非营利组织，其根源溯及早期创新的家庭治疗研究与实务，成为多重影响治疗。这个机构主要的临床工作是由小区机构（如儿童保护组织、家庭法庭、妇女庇护所）转介强制和治疗失败的案主以及被认定是社会边缘人（如家暴、虐童者）所组成。我也有幸在其他场合和一些国家担任客座教授与顾问，这使我获得了独特的经验，背景和滋养，也影响我的工作与意识形态。

这些专业场合提供了重要的共通行，与具备探究精神，勇于质疑旧典范并探索新典范领域的同事们合作：老师也是学习者的教学理念：有机会接触不同社会、文化和种族的人（包括个人家庭更大的系统和组织）展现出各种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难题。

本书和我的后现代合作取向奠基于下列哲学假定：

1.人类系统是产生语言和意义的系统。

2.现实的构建是社会行动的表现形式，而非独立的个别心理过程。

3.个人的心智是社会的组合，因此自我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组合。

4.我们对自己或他人、生活的经验和时间的现实以及意义的理解

注：以上摘自贺琳.安德森《合作取向治疗》，文摘仅用于供大家学习研究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