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学校学了21年,却想不起有什么人问过我的感受。人们认为感受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各种权威主张的“正确思想"。于是,我们被鼓励服从权威而非倾听自己。渐渐地,我们习惯于考虑:“人们期待我怎么做?”

9岁那年,有一天放学后,几个男孩在校外等着打我。我躲在教室不敢回家。老师发现后,叫我离开学校。我说我很害怕,她教训说“男孩子不要胆小怕事。”几年后,作为运动员,我的感受更显得微不足道。教练们特别看重运动员“全力以赴”的精神—即使身体经受着剧痛,也要继续比赛。有一次,我的手腕骨折了,没有接受任何治疗,忍痛打了一个月的棒球。

在一次研讨班中,一位大学生说,室友将音响的声音放得很大,他怎么也睡不着。我询问他当时的感受,他说:“我觉得在晚上不该这么大声。”我提醒他,虽然他用“觉得”这个词,但他表达的是看法而非感受。我请他再试着表达感受,这一次,他说:“声音太大了就会打扰到别人。”我向他解释,这依然是看法而非感受。他想了想,斩钉截铁地说:“我没什么感受。很明显,他有强烈的感受。不幸的是,他体会不到,更不用说表达它们了。体会和表达感受并不容易。根据我的观察,对于从事律师、工程师、警察、经理等职业的人来说,尤为困难—表达感受与他们的职业形象相冲突。在家庭中,如果家庭成员无法表达情感,那是很悲哀的。西部乡村音乐的代表人物瑞芭·麦克英特尔在她父亲去世后写了首歌:《我所不知道的最伟大的人》,这首歌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他们渴望与父亲沟通情感,却又做不到。

我常听到这样的声明:“我不想误导你,我的男人真的很棒,但我从不了解他的感受。”有一次,一对夫妻一起参加了一个研讨班,期间,太太对先生说:“我觉得我嫁给了一堵墙。”先生的反应真的就像一堵墙: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太太气坏了,转向我,道:“看!他总是这样。坐在一边,闷声不响。和他过日子,就像对着一堵墙。

你是不是感到孤单,希望先生多体贴你呢?”我问道。在她表示认同后,我试图说明,“我觉得我嫁给了一堵墙”这种话很难提醒她先生留意她的愿望。一旦认为自己受到了指责,他很可能就会觉得委屈并退缩,这样,双方的关系甚至会更加疏远。例如,如果他感到伤心、沮丧,不作任何反应,在妻子的心目中,他就会真的像一堵墙。

表达内心的感受,不仅可以促进亲情,还可以改善工作。有一次瑞士一家大公司的技术部门找到了我。他们面临的难题是,其他部门的人不愿和他们打交道。其他部门的职员在接受调查时说:“我们不喜欢请教他们。那就像和一堆机器说话。”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我鼓励技术部门的职员更经常地表达感受。后来,情况有了好转。

另有一次,我应邀去协助一所医院的管理层。他们有一个项目需要医生的支持。可是,不久前,医生们以17:1否决了那个项目。为了争取支持,他们准备再次举行医生会议。他们期待非暴力沟通能够促进他们与医生的沟通。

在模拟管理层与医生的对话时,我扮演的是管理人员的角色。我开始就说:“再一次提到这个项目,我志忑不安。”选择这样的开场白,是因为我注意到,管理层极为担心再次受挫。我还没来得及往下说,位负责人就打断了我,“你太不现实了!我们决不能告诉医生我们感到不安。

于是,我就问他,为什么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他脱口而出旦我们示弱,他们就会更加盛气凌人。”对他的回答,我并不意外。毕竟,对于许多人来说,在工作时表达情感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然而,有位负责人还是决定试一试。这次,他不像平时那样面无表情地陈述观点，他不仅解释了医生改变立场的重要意义,而且还表达了内心的感受。医生的反应十分不同。他们非但没有“盛气凌人",而且还以17:1通过了项目。这个戏剧性的转变提醒管理层,工作中示弱也有助于解决

问题。

还有一次,我去给一些学生讲解非暴力沟通。第一天,我一走进教室,学生就安静下来,不再热烈交谈。我说:“早上好!”可是,一片沉默。我很不自在,但不好意思说出来。接着,我若无其事地开始上课本节课,我们将学习一种沟通模式。我希望,它能促进你们的家庭关系和友谊。

我接着继续介绍非暴力沟通,但看起来没有人在听。有个女孩翻着包,从中掏出一把指甲锉,开始使劲修指甲。靠窗的学生把脸贴在玻璃上,仿佛街上发生了令人振奋的事情。我越发觉得不自在,但还是什么也没说。终于,有个学生突然插话—他显然比我更勇敢:“你讨厌黑人,不是吗?”我愣了一下,但马上意识到,我试图隐藏自己的不安促成了这种印象。

“我很紧张,"我坦白地说,“但不是因为你的肤色。而是因为我和大家是初次见面,我希望得到肯定。”示弱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开始了解我、介绍他们自己,并询问有关非暴力沟通的问题。

摘自《非暴力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