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儿时看到的风景，是他未来成年之后所看到的一切世界的底色。

——华莱士·斯特格纳（Wallace Stegner），历史学家、小说家

今天，年轻男性所生活、学习、成长乃至和女孩谈恋爱的物理环境和人际环境都跟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了。如果我们能够更细致深入地考察一下今天多姿多彩的世界和小伙子们在其中被塑造成了什么样子，可能就会更好地理解本书第一部分所提及的各种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了。在这一部分，我们会深入考察影响这些年轻男性思维和行为的主要环境因素和系统因素，包括文化变化，社会期许，以及学校、家庭乃至同龄人中间所发生的变化。

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几世同堂、由多个家族组成的群落之中，所以不管孩子们是否心甘情愿，他们总是在成年人的包围之中。在这样的家庭图景中，必然会有爸爸、妈妈和其他的看护者们出现：兄弟姐妹、祖父母、叔叔舅舅、姑姑姨妈，乃至堂表兄弟姐妹。然而时至今日，学校教室里的师生比率通常是1个老师带20个学生1，家里面一般也都只有一两个成年人，同时亲戚们也大都住得很远，孩子们跟成年人建立高质量关系的机会真的是少之又少。今天，美国一般家庭的平均人口数是3个或者更少2。不仅如此，在这些越来越小的家庭里面，成员之间相聚的时间也是越来越少，尤其是高质量的时间，譬如大家围坐在一起从容地享受一顿家庭晚餐。《爱的教养》（Born for Love）的作者马娅·萨拉唯兹（Maia Szalavitz）和布鲁斯·佩里（Bruce D.Perry）指出，这种丰富关系的缺失对我们文化中关爱他人的能力产生了消极影响。

当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我们依赖自己的主要看护者（首选是妈妈，其次是爸爸）给我们清洁、喂饭，保障我们的平安。换句话说，是父母在调节我们的压力水平，直到我们可以自我调节为止；而他们对于压力的应对方式，必然会影响我们的应激发展。我们在最早期和妈妈的互动模式将成为未来如何跟人类接触的一种模板。但是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问题：现代化生活让我们的妈妈们始终处于压力和紧张之中。如果妈妈自己很紧张而且得不到抚慰的话，显然她给自己年幼的孩子提供持续安抚和慰藉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

不仅如此，压力会被社交系统所调节，大脑中负责人际关系和控制应激反应的区域实际上是相同的。这两种功能共同发展，因而应激系统如果出现发展问题，同样也会殃及人际和情绪功能，反之亦然3。

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未婚女性的生育率从1980年的18%稳步上升到了2012年的41%4。30岁以下的女性养育着整个儿童人口的三分之二，而她们成为未婚妈妈的比例是53%。很多未婚女性在生孩子的时候是跟伴侣同居的，但是这种关系的解体速度是婚姻关系的两倍，其中三分之二会在孩子长到10岁之前分手5。总体上，有大概三分之一的男孩是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长大的6。

现在有这么多的孩子出生在单亲妈妈的家庭，那么谁来照顾这些年轻不谙世事的妈妈呢？谁又来抚养这些孩子呢？当这些孩子长大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他们又该怎么应对这些压力呢？更成问题的是，随着人均寿命的增加，生活在养老机构中的高龄亲属越来越多。谁能负责定期探望他们，帮他们处理生存问题，甚至是最基本的法律和财务事项呢？通常这些责任是由他们的女儿来承担的，也就是那些已经压力重重的单亲妈妈。她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新的挑战，需要关照自己亲爱的父母，看着他们日趋衰老、饱受失去记忆的折磨，并且不再有能力给予自己长大成人的女儿任何的慈爱。

晚餐桌曾经是每个家庭围坐畅谈，分享体验、观点、价值和其他事情的地方。但是今天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古老传统，人们说得多做得少了。二十五年前，报纸《今日美国》（USA Today）针对人们感到愈演愈烈的“时间碎片化”（time crunch）作过一次社会调查，其中有个让人警醒的发现：每五个家庭中有三个都会说，跟五年前相比今天的生活太急躁，他们现在根本没时间享受家庭生活，比如全家定期一起聚餐7。

今天，有大约半数的青少年报告自己经常能够在家和父母一起吃晚餐8。根据美国国家毒瘾及药物滥用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Addiction and Substance Abuse）的报告，跟每周能有5～7次家庭聚餐的孩子们相比，那些不能频繁在家和父母一起吃饭（每周少于3次）的青少年抽烟的可能性高出四倍，喝酒的可能性高出两倍，吸食大麻的可能性高出两倍半，同时在未来使用毒品的可能性也高出将近四倍9。

没有榜样，无法信任

尽管远非家常便饭，在20世纪早期，美国人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还是非常高的，甚至有些家庭会把他们的孩子贴上邮票通过美国邮政局“邮寄”到另一个地方（通常是他们的亲戚家里）10。时过境迁，今天我们甚至都不敢信任请来的临时保姆，大家会把“保姆监控摄像头”买回家藏在毛绒玩具或者闹钟里面，以便监视当自己不在家的时候孩子是如何被“关照”的11。

相信“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的人的比例从1960年的55%骤降到了2009年的32%，也就是说大多数美国人现在把自己的同胞视为不可信赖的人12。尽管从人口总量的数字上看有所增加，在2012年的皮尤社会趋势调查（Pew Social Trends survey）中显示，只有19%的80后认为其他人是值得信赖的13。这种信任程度下降的源头包含了媒体对于腐败案例的突出报道、政客们的谎言和狡诈、不可信的目击证词、贫富差距拉大之后社会底层心态的改变、名人丑闻以及其他公众人物信誉的崩溃，等等。

还有一些原因需要我们去深入探讨，那就是来自于人们自己亲眼得见和亲身体验的第一手经验。哈佛大学公共政策马尔林讲座教授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一书中这样解释道：

几乎在所有的社会当中，“无产者”总是不如“有产者”信赖他人。这大概是因为身有长物的人们会被他人更为诚实和尊重地对待。在美国，人们信任他人的程度黑人低于白人，一贫如洗的人低于有家有业的人，大城市里的人低于小乡镇上的人，曾经被犯罪行为伤害或曾经离过婚的人低于从未有类似体验的人。14

我们觉得离婚率在很多国家居高不下尤其令人揪心，因为离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有的时候影响太过潜移默化，我们甚至难以觉察。举例而言，当心理学家和婚姻专家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研究了处于不和谐婚姻关系里的人和离婚人士的血液样本之后，发现他们的免疫系统被抑制，白细胞数量下降，这导致这些人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抵抗力更弱。当检验生长在不同家庭环境中的学龄前儿童的血液样本的时候，他在来自于父母之间敌意较深的家庭环境中的儿童身上发现了应激激素13水平长期增高的现象15。

1969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里根颁布了美国第一个无过错离婚法令，让需要离婚的夫妇们不必再提出自己结束婚姻的缘由。其他各州也纷纷加入了这个阵营，到1980年，离婚率比1960年上升了一倍以上16。今天，美国所有初婚的夫妇中过半都会在“死神把我们分开”（最标准的美国结婚誓词）之前各奔东西，而这些离婚有半数以上会在七年之内发生17。

全球范围内的其他国家亦是如此。英国也同样允许无过错离婚，48%的孩子会在16岁之前亲眼看到自己的父母离婚18。在中国，正在申请离婚的夫妻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准备喜结连理的情侣。中国的整体离婚率并不算高，但是也处于连年上升之中，而且多数的离婚都来自于大城市19。即便是像波兰这样很传统的天主教国家，离婚率本来比宗教信仰较弱的周边其他国家要低，最近几年也有显著的上升——每三对夫妻中就有一对以分手告终20。

一位波兰母亲看到了离婚是由诸多当代社会现象所引起的，她这样写道：

家庭的“解体”和人际关系的不稳定只是沧海一粟。很多单亲妈妈既面对着得不到任何来自男性伴侣的帮助而独自抚养孩子的挑战，又有着养家糊口的经济压力，女权主义对这样的女性提供了过度保护。再加上那些无所不在、哗众取宠的媒体所树立的似是而非的道德样板，以及现在的年轻人前所未有的孱弱和不知所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那30岁的失业儿子，他现在仍然逃避着自己的生活和责任。

离婚对每个人都很不容易。但是实际上最影响年轻人对于信任的感觉的，并非分离本身，而是父母们在这种情形下的所作所为。很多孩子对亲密关系和感情失去信心，是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母变得情绪不稳定、行为不理性，有时候还会使用暴力。其实早在公开的战争之前，孩子们已经从曾经充满爱意的父母身上见到了很多的争吵、羞辱和其他消极的人际冲突。

这其实是很多孩子正在亲眼目睹的模式：一男一女不期而遇，坠入爱河，建立家庭，生儿育女，然后开始压力重重。孩子占据了世界的中心，夫妻之间渐行渐远，本就不顺畅的沟通变得愈加艰难。然后就出现了以损毁关系为代价的减压行为，比如家庭暴力、酒精或者毒品，还有就是情感或者肉体出轨。大家都不开心，紧跟着就是离婚。父母之中的一个或者两个人都在苦苦挣扎，身心疲惫，经济困难。孩子们看到并且卷入这样的情境难道不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吗？

今天很多全职妈妈都心怀怨怼：她们当然对生儿育女感到开心，但是却后悔自己放弃了事业，这样一来一旦离婚就会非常艰难，因为多年不工作后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很不容易。1962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 Poll）中，只有10%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长大成人之后步入自己的（通常也是传统的）生活轨迹21。五十年后，事情并没有太多改变。当年的那些女儿今天大都有了自己的女儿，而这些年轻女孩从自己的妈妈这里得到的信息却自相矛盾：一方面她们说自己为了孩子可以放弃任何事情，另一方面她们又说事业其实比家庭更靠得住。的确有少数女性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做到两全其美——至少以她们自己的标准而言。事实是，2012年进行的皮尤研究调查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有工作的未婚妈妈比没工作的已婚妈妈更不幸福22。

离婚和成为单身父母所带来的压力和不快也传递到了女儿们身上，有时候会让她们浸泡在怨恨中长大。正如我们的调研中一位女性的陈述：“我妈妈在（同我爸爸）离婚之后并没有振奋起来……他们离婚的时候我15岁，我觉得自己那个时候不再是一个小女孩，反而挑起重担成了一家之主，而我对于女性的观点因此而支离破碎。”

内疚是另一个在潜移默化中被传递的讯息。当妈妈们诉说如果她们选择了持续工作人生就会截然不同（更好）的时候，或者对女儿说希望她们不要重复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她们实际上是在间接地告诉自己的孩子们，他们的存在也是这个错误的一部分，并且孩子们妨碍了母亲本来在黄金岁月可能拥有的成就。继而，孩子们必然要按照妈妈的期望来成长，作为对母亲错误生下他们的回报。

母亲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指导者之一，这些来自自己母亲的声音自然很有分量；再加上成堆名人母亲的形象，例如索菲娅·维加拉14、格温妮丝·帕特洛15、海蒂·克鲁姆16，都是被奉为全能冠军的“超级女人”，她们事业成功、家庭美满，一应俱全，而且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四五十岁的人。两种情形交织在一起，让年轻女孩们感到焦虑而且困惑，最终会发现自己不仅绝无可能拥有一切，而且就连之前的期望或者梦想都遥不可及，剩下的就只有心灰意冷了。这些传递给年轻一代孩子们的信息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们侵蚀了那些建立相互信任关爱的关系所必需的深层信念。一言以蔽之，这简直就是离婚训练营。那些不全职工作的女儿们会感觉自己背叛了妈妈的愿望。而儿子们则看着自己的母亲，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让女人快乐的能力：当父亲成为失败的榜样的时候，儿子又怎么能不铩羽而归呢？毕竟，每十个离婚申请中有差不多七个是女人率先提出来的23，而一个亲密关系的状态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女人决定的24。

这个悲伤账本的另一边是所有那些父亲，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婚姻逐渐解体，最后就剩下一笔笔需要持续支付的赡养费和孩子的抚养金。只有大概10%～15%的男性能够打赢抚养权的官司25，而且很多的男人最后会觉得自己终其一生在为背叛他的人打工。有的人甚至会因为无力支付孩子的抚养金而坐牢。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州，每七个服刑犯中就有一个人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判刑的26。

当一个男人为了赡养费拼命工作，而后却被称作冷漠无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不被理解。如果他的个人记录上有哪怕是一点点的瑕疵，就可能被视作不宜教养儿女；如果他有了新的兴趣爱好，人们就会说他自私；如果他因为前车之鉴而心存恐惧，在新的亲密关系中畏缩不前，人们又会说他是不愿负责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男人深深地陷入了绝望之中，他们离婚后的自杀率比女性高十倍27。粗看起来，男人从婚姻中得到的好处比女人要多，并且很多女性也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承担抚养子女和居家琐事的绝大部分，而实际上，单从健康角度讲，婚姻对男女双方都是有好处的。然而，男性天生就不善于向他人求助或者找人倾诉，因而他们在遭遇危机之后情绪会更加压抑，继而就更有可能作出过激的举动。

因为今天的孩子们仍然成长在充满了迪士尼影片和童话的环境里，而这些东西依然灌输着每个人都应该结婚并且婚姻就要天长地久的观念，父母分手必然让整个家庭遭受灭顶之灾。作为一个小孩你会想：这些就是我长大后必然经历的吗？然后将来作为一个大人你会想：何必太认真呢？有必要吗？到头来一切还不是都要我自己来搞定？

如果离婚过程能尽量友善，父母双方在亲子互动中保持关爱之心和对另一方的尊重，其实也未必会这么损失惨重，但是现实通常和理想状态相去甚远。年轻人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没机会看到信任和负责的榜样，尤其是在亲密关系方面的例子。长期的一夫一妻关系现在更多地被视为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非相得益彰的美好生活；它们被认为是妨碍独立和自由的枷锁，而你自己热切追求的目标会成为家庭承诺的牺牲品，有了家庭，即便你现在还没失去梦想，假以时日也不可能逃脱。在我们的观察和体验中，有太多的年轻人都更关心B计划（如何从中逃脱）而不是A计划（好好结婚成家过日子）。他们对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深感恐惧，可是恰恰是这种想法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使得真正的关系不能持久。

有些年轻人还会觉得自己是父母婚姻失败的原因之一，于是他们引以为戒不要孩子，这样就不会让他们的孩子如同自己当年一样经历各种痛苦了。这其实跟我们儿时所受的教育大相径庭。社会仍然期望我们会渴望长期的亲密关系，但却没人教会我们面对承诺和关系所带来的挑战时应该如何行事。到头来，年轻人在迷迷糊糊中长大，不知道自己该相信谁。他们心存疑虑：如果我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不能相信，那我该信谁？如果连爸爸妈妈都没法同舟共济，还有谁能呢？我们是通过自己的初级关系17开始学习对他人建立信任的，因而如果我们的首要行为榜样都靠不住、言而无信或者逃避责任，我们理所当然会觉得他人没那么可靠，求人不如求己。

本文摘自：《雄性衰落》 作者：菲利普·津巴多/基塔·库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