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治疗中，一些研究者对来访者的具身体验进行了研究。Quillman（2012）进行了右脑对右脑（right-

 brain-to-right-brain）的脑沟通个体心理研究。这项研究中, 治疗师们积极地揭示了他们自己在当下的隐性体验（implicit experiences）。Lapides (2011) 建议类似的想法适用于夫妻治疗。在处理交感神经系统方面，她提到这一个问题。总的说来，来访者对治疗师表达的方式比治疗师表达的内容更有反应。来访者主要参加（一）韵律音高，声音的节奏和音色；（二）身体姿势，（三）手势（四）面部表情。

在夫妻治疗中，Atkinson (2013), Fishbane (2011), Gottman (2011), Johnson (2013), Solomon & Tatkin (2011)的研究中，都包括在治疗过程中作为一个元素的具身的行动（embodied actions）, 例如依附理论（attachment theories）（Johnson and Solomon &Tatkin）、正念疗法（Atkinson）。

Fishbane (2011)试图用神经生物学信息帮助夫妻们增强调节自己内心情绪的调动力，同时学习要多体谅配偶的情绪唤醒。Patterson and Vakili (2014)给了一个大纲，即家庭治疗师如何在实践中利用现代神经学的研究成果。John Gottman（2011）以情感为夫妻与家庭互动的一部分。他和他的团队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包括婚姻冲突（Driver & Gottman, 2004），离婚（Gottman和Levenson，2000），和家暴（Jacobson, Gottman, Gortner, Berns, & Shortt, 1996）。他们还制定了特定情感编码系统（Specific Affect Coding System）（Coan & Gottman, 2007），这使得通过观察面部表情来分析伴侣沟通中出现的影响成为可能。关于我们自己的研究, 一个有趣的观点是, John Gottman的小组在实验室的情况下使用了大量的自主神经系统的测量方法,其中对夫妻的沟通方式进行了评估。例如, 从这些测量结果中发现, 丈夫的生理觉醒是预测夫妻离婚的六因素之一。这些研究不包括治疗师的自主神经或中枢神经系统活动。

在研究中, 治疗师已被纳入作为主题, 有一些概念化的心理治疗作为一个具身同步过程（embodied synchronization）。Ramseyer and Tschacher（2011）指出了身体动作和与来访者的治疗联盟体验同步之间的密切关系。Fuchs and Koch（2014）描述了身体运动是如何与情绪和关系状况相联系的,并指出了这在心理治疗中是如何显现的。Banninger-Huber and

Widmer（1999）在持续的精神分析治疗中, 研究了在特定情感(如内疚)背景下的重复性情感关系模式。他们开发了面部动作编码系统（FACS）艾克曼和弗里森（1978）。典型的情感微序列主要表现为从来访者和治疗师中表现出来的以经常地微笑和笑声为特征，这是一种调节人际关系的手段。

Darwiche等人（2008）发现相互微笑的脚本在治疗师-夫妻的三元相互作用中的情感交流中，是起到调节治疗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在相互微笑脚本的编码系统中，它们区分了支持、相互约束、分担痛苦、修复和面对。微笑脚本的编码数量与三元治疗联盟正相关。在关于夫妻互动的非言语行为，Benecke，Peham等人（2005）指出注意到在冲突情况下同时微笑和知觉关系的满意之间的联接。

特别关注的是治疗师、心理学家和没有心理训练的人的中枢神经反应。测量皮肤电活动（EDA），治疗师在被观察到的治疗师——来访者的唤醒水平呈正相关,而心理学家则表现为负相关,未受过训练的人根本没有相关性。作者的解释是,在他们的训练过程中, 治疗师可以采取更舒缓的技术和更丰富的认知处理。Decety,

 Jackson, and Brunet (2007)（2007）认为移情体验包括感受与他人相同的情感, 加上对自己情绪觉醒的经验和调节的认知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