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人要挑战或检验一项治疗模式时就会发出问题，而这些问题只会引来更多问题：这项模式有哪些部分可以改变？反思过程本身就能带来改变吗？实际上说了什么以及怎么说真的重要吗？为什么治疗师要把他的思考过程暴露在案主面前？这对于想解决自己的问题，试图扩大视野的案主有什么帮助？提出反思时，治疗师或案主真的能理解对方在说什么吗？他们必须对彼此的世界发展出明确相似或封闭的描述，才能引发改变吗？

其中有些问题可以求助于故事建构理论、诠释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等，就能获得比较广泛的解答。这些理论认为人类生活在语言中，经由故事或叙述来感受生命经验。我们塑造出这些故事，这些故事也塑造出我们的生命经验。案主带到我们面前的故事是经由各式各样的人际过程而建构出来的，包括他们当下跟治疗师及他人的互动。在治疗中，不仅案主跟我们一起激发的生命故事会改变，身为治疗师的自我故事也会改变。治疗因此变成故事交会的过程，让新的叙述或理解可以产生。

所以，故事是相互联系的，所有故事和人际关系都处在一个在地文化里，其中包含许多人际交往的“规范”与标准。故事绝不是中性的，因为它必定来自某个社会或政治脉络。我们能够跟案主一起参与创造/建构/发展一个比较符合他们亲身经验的不同故事，在人际互动中产生改变。

就诠释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的立场而言，这样的关联性非常重要。就如查斯玛讨论创伤以及越战退伍军人跟他分享的故事时写的：“诠释学的态度注定使人愿意回应他人……不论两人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这表示一个人愿意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不同经验，而且假定每个人都能在探索和询问的过程中改变。这种对相关性的追寻是把重点从个人转变到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一个故事或叙述必须跟他人一起发展，没有他人，自我就不可能出现。这也是社会建构主义观点的缩影。

经由与他人对话而建构的自我概念强调，自我必须经由对话过程定义，这种概念同时挑战了笛卡尔的二元论，以及现代主义对自我的观点。根据现代主义的观点，自我的建构包含了脱离他人，甚至对他人暴力相向。他人被认为是外来的和边缘化的，西方主流文化对待女性和有色人种的方式就足以佐证这点。

但是根据葛达梅所述，每个个体都各具视野，用来面对他人的世界。融合自己和他人的视野就可能形成“融合的视野”。这个融合的视野就是彼此共享意义创造过程而发展出来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并不会排除自己和他人的差异、偏见或定见，而是将它们全部包含在内。在这样融合的空间里，才可能创造出共同的故事。

在个体之间共同创造意义的循环中，也包含了这个一起建构故事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成为主体，因为彼此都不是对话的主体，主体已经融入共享的互相理解的领域里。我们可以尽量试图理解彼此生命的内容、过程和背景，却永远不可能“真正知道”彼此的世界，只能建造一个彼此分享的共同领域，而非一模一样的相互理解。治疗师和案主藉由彼此带到对话里的资讯来发展同伴理解，而这些资讯只能帮助我们，“在对方建构了自己及同伴之后，再根据他们的架构来建构。”从这个过程便衍生出新的整体，以及它自己独有的组成成分。要参与这个共有的世界，每个人都必须暂时抛开关于“自我”的固定定见，而愿意进入彼此激发理解的共享空间。理解不可能在任何一个个体的领域里产生，因为“理解涉及两个分离的主体”或许理解还可以演变成葛根所称的“关系极致”：情感的连结以及自我跟他人的融合，甚至已经不要语言。